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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同一個分組的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、院長王曉東認真傾聽并記錄。

“靳書記，您提的建議和我們全市法院正在推行的‘一鄉鎮（街道）一法官’工作機制不謀而合。”王曉東的回應簡短有力，“我們高度重視，會后馬上對接。”

從建議到行動：時隔一日

2月11日，在漓江路社區黨群服務中心，召陵區人民法院黨組書記、院長蔣軍強和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管辦主任智飛一行如約而至。他們和天橋街街道辦事處主任盧斌斌及靳會杰、社區“兩委”成員、網格員代表、調解骨干等圍坐在一起，沒有客套寒暄，直奔主題。

“我們社區常住人口1.8萬人，每年各類矛盾糾紛上百起，大部分靠網格員、志愿者就地化解。但遇到法律專業性強、情緒對抗激烈的糾紛，社區調解有時‘有勁兒使不上’。”靳會杰開門見山。

“這正是‘一鄉鎮（街道）一法官’要解決的問題。”智飛介紹，該機制的核心就是讓法官從“坐堂問案”走向“前端共治”——包聯法官不僅是辦案人，還是調解指導員、法治宣傳員、治理參謀員。

雙方一拍即合。會議桌旁，一項項舉措在討論中逐漸清晰：包聯法官每月固定駐點社區“紅色議事廳”，針對網格員排查出的疑難糾紛，提前開展法律評估；建立“網格員+法官”微信直通車機制，實現信息實時互通；對于社區內成訴案件，與社區建立日常溝通機制，攜手做好先行調解；選擇典型案件在社區開展巡回審判，用身邊事教育身邊人……

從“各管一段”到“雙向奔赴”

這場對接并非“法院送法進社區”的傳統單向輸出，而是一場司法專業力量與基層治理資源的深度耦合。

在漓江路社區，網格化治理體系、人數眾多的志愿者隊伍、“1314”等矛盾調解機制構成了化解矛盾的“第一道防線”；在法院系統，由58名院機關分管領導、庭長和45歲以下優秀員額法官組成的下沉法官團隊，完成與全市58個鄉鎮（街道）的對接，成為嵌入基層治理的“法治因子”。兩股力量聯手，產生的化學反應遠超預期。

社區調解員有了“法律后盾”——以前，調解噪音擾鄰、物業糾紛，居民一句“你又不是法官，憑啥聽你的”就能讓調解員語塞；如今，包聯法官定期為調解骨干開展案例式培訓，指導制作規范的調解協議，符合條件的可申請司法確認，賦予法律效力。“有法官把關，我們說話更有底氣了。”漓江路社區調解員劉阿姨說。

法官有了“千里眼”“順風耳”——社區網格員人熟、地熟、情況熟，能第一時間發現苗頭性矛盾。包聯法官通過微信工作群實時接收預警信息，對可能成訴的糾紛提前介入。“以前是等案件上門。現在是矛盾在網格里，我們就知道了。”召陵區人民法院一名下沉法官說。

更重要的是，司法大數據與社區“智慧腦”開始對話。漓江路社區“智慧漓江綜合服務平臺”實時匯聚網格巡查、居民訴求信息；法院依托全國法院“一張網”系統，動態分析反饋轄區訴訟案件分布情況。雙方正在探索數據共享路徑，讓風險“未發先防”、矛盾“未訴先辦”。

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的漯河注腳

這場始于人大代表建議、成于司法行政聯動的實踐，成為漯河“一鄉鎮（街道）一法官”機制深化拓展的生動樣本。

去年以來，全市各級人民法院以該機制為牽引，分別在各級黨委政法委的支持下，組織下沉法官與鄉鎮（街道）黨委、政府和司法所、派出所等建立起常態化溝通機制，形成以鄉鎮（街道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為樞紐、“法官+司法所+派出所”協同發力的“1+3”基層治理法治化體系，合力畫好基層治理同心圓，實現司法服務從“辦案點”到“服務網”、從“坐堂問案”到“前端共治”的雙重躍升。全市累計組織人民調解員、行政執法人員開展庭審觀摩6次、專題培訓4次，發出司法建議書7份，開展巡回審判30余次、普法宣傳80余場，接待群眾咨詢200余人次。

數字背后是看得見的變化：在臨潁縣臺陳鎮，法官張曉明向調解員傳授鄰里糾紛調解技巧，用“土話”講道理，用案例講法理；在臨潁縣陳莊鄉，南街人民法庭巡回審判車開到村委會，一場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案件庭審讓眾多旁聽群眾深受觸動，尊法、學法、守法、用法的種子在鄉村悄然扎根；在源匯區馬路街街道，法官與網格員聯手送執行文書，破解“人難找、門難進”……2593起民間借貸、婚姻家庭等糾紛在先行調解階段成功化解，先行調解成功案件占比達到57.56%；群眾法律意識明顯增強，民間借貸、離婚等訴訟案件同比下降；行政執法更加規范，行政一審案件同比下降10.16%。基層社會治理的效能在司法的參與下進一步被激活。

在漓江路社區，變化正在加速。

“司法和社區，過去是‘各管一段’，現在是‘雙向奔赴’。”靳會杰說，大家共同的目的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層、把服務送到群眾心坎上。

通訊員  丁子洋

校對 曹    華

統籌 周鶴琦

審核 李    勝